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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与大同理念(三)

作者:崔朝辅,商万里

首先,墨家认识到所有的物质财富源于人们的辛勤劳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人必须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维持自己的生计和国家的运转。他们敏锐地认识到“民有三患、”“国有七患”。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非乐上》)自古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食用不足,民心不安,国家不稳。墨家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谆谆告诫统治者,要安民,要使他们丰衣足食,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民安则国安。

“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侍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诚,五患也;所信者不患,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七患》)墨家所谓的“国之七患”,涉及政治、经济、外交、赏罚、军事、文化、用人等各个方面,然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经济问题–国家的财用不足。

墨家认为,“民之三患”与“国之七患”之所以产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源于家和人民财用的不足。我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如要增加财用,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墨家强调统治者要爱惜民力,节约开支用度,凡事以国计民生为重,“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口费不加于民利者,弗为。”(《节用》)国家开支以能否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为标准,反对一切无谓有张浪费,使“官府实而财不散”(《节用》),国有余财,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不动摇。其非乐、节葬、非攻等理论的提出,均是立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国家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这个立场上面的(因篇幅问题,不再展开论述)。

另一方面,墨家同时也鼓励人们“强力从事,勿废一时”,劝勉大家积极生产,努力创造社会财富。墨家不同于儒家的,还在于他们对社会分工的认识。儒家自孔子始,就居高临下,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片面强调“士”的学与仕的职责,淡化甚至鄙视下层农业和小手工业者,称他们为“小人”,带有明显的阶级歧视和不平等性。墨家则不同,他们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们的不同分工。“王公大人,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仓廩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紝,多治麻、丝、葛、绪、烟、布、缲,此其分事也。”(《非乐》)墨家称分工为“分事”,他们认为,象王公大人、士君子、农夫、妇人等,这些不同岗位的人们,虽然“分事”不同,职责不一,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共同努力,共同创造社会财富,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们的安居乐业。

在墨家设计的美好的理想社会中,“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节用》),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心协力,各尽所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就象筑墙和为义一样,处于不同地位和不同社会分工的人们,大家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和国家财富。

我们可以看到,墨家倡导的这种各尽所能,为了共同目标努力奋斗的理念,亦于儒家大同盛世所描绘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社会生活场景相一致。

另外,关于大同理念,墨家还从法治环境、国际关系、思想控制上,对相关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因时间关系,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结语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大同盛世,儒家只是简要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蓝图,墨家所为却是把它落到实处。他们从方方面面做工作,力争把它从空想变为现实。然因了各种因素的限制,至今为至,儒墨两家的美好愿望终究仍只是以乌托邦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和期待中。但不论如何,古人都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想象空间。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墨家思想博大精深,尚有无限的挖掘空间,但因各种因素的限制,我们今天仅就儒墨两家关于大同理念的相关问题,作一简单的探讨,以说明先秦儒、墨两个学派,实为一体两面,提醒相关学人在做相应研究和应用时应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完全割裂二者的关系。另外,儒墨两家有关大同理念的提出和探讨,对我们今天创建和谐社会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墨家首倡的“兼爱”理念,对世界各国同心协力,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进程,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谓“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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