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晓义 中山大学哲学硕士
摘要：有无相生、阴阳平衡、五行调和的中医思维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乡村治理的关键是能否调整政府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阴阳失衡;乡村振兴的成败，则在于能否从单向的扶贫与硬件建设，转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健康五行生克相辅相成的整体发展。历时十年的乐和家园建设，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力量，以社工站为技术支持，以互助会为自治基础，以联席会为共治平台，来激发社会机体的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互补共生的阴阳平衡;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院、书院、庭院的空间营造，实施乐和治理、乐和礼义、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位一体五行生克的系统解决方案，在用传统智慧振兴乡村方面做出了艰难而又积极的探索。此文是乐和家园建设的一位参与者在运用中医思维治理乡村过程中的见解和感受。
2016年8月，美国纽约，每年一度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民间峰会在联合国大厦举行。我做为一名乡村建设的践行者，与我的中医师父、78 岁的老中医吴生安先生联袂发言，题目是“用中医思维治理乡村”，吴先生讲上半段，关于中医思维的要义，我讲下半段，如何用中医思维治理乡村。这个有趣的跨界组合成了会上的一道风景。
我曾是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做过国际环境政治的访问学者。1995年回国创办公益组织地球村，与伙伴们一起，推动了绿色社区、26度空调节能行动、化学品安全、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等公益行动和相关公共政策，深度参与了绿色奥运;同时对传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乡村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底蕴的乐和理念体系和乐和教育培训体系，并协助川渝湘鲁等地的政府和民众创造了乐和家园的现实样本，探索了一-条以国学传承和乡村建设为内涵的有根的公益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国学根脉，就是中医思维。
一、缘起
我对于中医的接触源于1987年，我到中国社科院工作的第二年，体检时被查出左侧卵巢囊肿，西医诊断后的解决方案是切除。而我的右侧卵巢因为囊肿已经在1983年被切除，当时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如果又要切除左侧卵巢，就意味着我此生不可能做母亲了。我的一位热心同事介绍我求医于同仁堂孔柏华医馆，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照孔大夫的方子服药了几个月中药，结果是这个被西医权威断言无一例能治好也不可能怀孕的“巧克力囊肿”奇迹般地消失了。后来我抱着半岁的女儿去看望孔大夫，送给他一张我女儿的照片，背面写着“感谢孔爷爷给了我生命!”中医不仅给了我女儿的生命，也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做了一个幸福的母亲，并因此身心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作为一名病人接触了中医，而思想上依然是迷恋西方哲学、追随西方文明、包括学习西医式环保，直到女儿12岁的时候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让我西行东归。
那是在2000年，我去挪威接受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这是被苏菲基金会称为“诺贝尔环境奖“的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个组织或一个人，颁奖仪式非常隆重，挪威各界许多名士和政要出席，之后还安排我和挪威首相见面。他们对我的获奖讲演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讲讲中国文化，讲讲儒释道或者“阴”和“阳”，为此还专门请来北京京剧团的演员助兴。而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除了这张中国脸，实在不了解也讲不出中国文化。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于是“知耻而后勇”，回国后发愤补习国学。刚初中毕业的女儿为此休学，母女组成“两个人的国学班”，寻访儒、释、道、医的传人。
这期间我遇到了一位民间老中医吴生安先生，深深为其大医精诚的医德和医术所折服，于是拜他为师学习中医，而他也破例收下了我这个不是医学行业的门外汉。然而，这个学习历程因为2008年川地震中断了。那一年我带着团队参加了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山的灾后重建，从那以后，相继在重巫溪县和南岸区、湖南长沙县、山东曲阜市等地，为政府主导的乐和家园建设提供社工服务。我没有完成师父给我的中医学业，但却带领团队探索了一条以国学传承和乡村建设为内涵的有根的公益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国学根脉就是中医。我将所学不多的中医智慧运用于乡村建设，从中医思维中得到很多的启示和帮助。
二、乡村治理:有形之治与无形之治
首先，我感到中医思维对于乡村治理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帮助我们从有形的世界进入无形的世界。吴大夫经常引用量子力学的理论，认为能见度范围的世界是很小的，物质只是整个世界的5%，更大的是占25%的暗物质和70%的暗能量，而疾病往往是从无形的经络能量的堵塞中产生的，找到病因和病理要进入暗物质和暗能量的世界，也就是精气神之气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从单个的人体处理进入天地人的全息调理。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误区就是仅仅执着于物质层面的发展，所以构成了一个致命的危机，即由无限的发展欲望和有限自然资源的矛盾所形成的危机，而西医思维的重大缺陷就是在能见度的层面做文章，因此无法解决这一危机。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跳出物质性的思维模式而发现物能、心能和体能的三能平衡的思维，我们的环保由过去的减少污染节约资源扩展到蓄心能、增体能、惜物能，乡村建设也由物质层面的扶贫，进入精神和生命的重建。
2008年当我作为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公民奖四位获奖人之一，去纽约领奖的时候，不再惶恐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而是带着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在颁奖仪式上发表感言，我谈到要解决人类面临的态危机，需要从东方智慧里面寻找出路，减少对于物质能源无限制的消费，而去发现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作为幸福来源的心能的意义，三能平衡才能实现地球的平衡。短短的两分钟竟然两次部声打断，克林顿本人三次向我表达他从我带来的中国智慧中受到的启发和震撼。
一周后我从纽约回到了正在灾后重建的大坪村，那个家家都有天地祖先牌位和“祀先祖如在其佑后人焕乎维新”楹联的乡村，继续当村民眼中的农妇“廖嬢”，和他们一起修山村路，建生态房，开协商会。整个过程中予以充分的尊重，尊重他们建房上梁的古老仪式、乡情宗脉的悠久传统、敬天法祖的堂屋香案、慎终追远的丧礼习俗，让这些无形的文化成为凝心聚力共享乐和的现代根脉。我和我的团队清楚地知道，在乡村建设中，不应该只着眼于有形的物质的方面，而要去发现发掘几千年乡土文化的无形的遗产，不应该把一些虽然看不见但是延绵和维系了几千年的、也许现代科学还没有能力破解与理解的习俗斥之为迷信而摈弃，而要用有形与无形的整体全息的世界观去看待和对待整体全息的乡村世界。
三、“阴阳调和”的乡村治理观
中医思维对于乡村振兴的第二个启示，是阴阳平衡。从吴大夫那里听得最多的就是黄帝内经“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他特别强调中医思维就是要抓住阴阳这个纲，在他的各种疑难杂症中他总是敏锐而迅速地抓这个纲，纲举目张。
中国乡村的问题很多很多，要从这千头万绪的问题找到基本的问题，还是个阴阳失调的问题。政府是阳，社会是阴，城市是阳，乡村是阴。自然村或者叫自然社区的社会组织解体以及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造成了严重的阴虚。乡村虽然有村支书村主任，那是行政村层面而不是自然村层面的，行政村的村支两委只有三、五个人的编制，而一个行政村通常有好几个或者几十个自然村，这些被叫做村民小组的自然村，除了一位组长完成行政村两委交给的行政任务以外，是缺乏自治组织的，因此缺乏处理自然村层面的公共事务的能力，比如垃圾管理、矛盾化解、文体活动、老人照顾、孩子照应等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于是，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大行政化的力量来处理本来可以由自然村的乡村社会组织来处理的事务，使得阴阳严重失衡。而再多的行政人员比起散落的广袤的乡村来说仍然是“缺人”，其结果是过去是靠守望相助就能解决或者缓解的事务变成了政府不堪重负的行政压力。由于缺乏乡村社会组织的支撑，政府的一些惠民项目因缺少沟通协商也不被老百姓买账，有的地方甚至成为生贪腐的温床。社会矛盾的堆积、干群关系的恶化和一些“维稳”问题的出现只是病症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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