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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盈天下 技压群芳——以墨子人文思想和科技成就为中心的考察(一)

作者:刘长明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摘 要: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圣人,其所创墨学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在内的人文思想富有很强的人民性,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温度”,言盈天下,很快成为当时的“显学”,并成为此后中华民族博爱众生、扶危救困、扶弱制暴、道德重建的重要力量。同时,与先秦诸子普遍轻视底层体力劳动者不同,墨子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这使得墨子不仅在人文思想领域造诣非凡,而且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领先于世界,特别是在诸如数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成就,皆令诸子百家和同时代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望尘莫及,有“科圣”之称。墨子是一个集思想家、科学家和劳动者于一体的圣哲,无愧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能冠军”称号。

关键词:墨学;平民圣人;人文思想;科技成就

在百家争鸣中,有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墨学。在此消彼长的争鸣中,墨学以其平民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快成为当时的“显学”,言盈天下,影响深远,成为此后中华民族博爱众生、扶危救困、扶弱制暴、道德重建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墨子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是世界科学史上第一位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人。墨子是一个集思想家、科学家和劳动者于一体的全能型人才。像墨子那样拥有如此深邃的思想、科学的素养、专业的团队和熟练手工技艺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墨学的人文关怀代表了时代的温度,墨学的科学成就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无愧于“全能冠军”的称号。庄子称赞他“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篇》);鲁迅誉之为“中国的脊梁”;胡适说“墨子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冯友兰认为“墨子为中国历史中一甚大人物”;思想史学家蔡尚思说:“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正因为墨学不是赤裸裸地为统治者辩护的学说,长期遭到儒家与历代家天下专制统治者的联手封杀,长期被屏蔽。汉代以后,墨学几成绝学。金子的光芒不可能永远被遮挡。让我们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走向墨学,领略墨子那光彩熠熠的思想理论、科学成就和劳动本色。

一、人文思想:言盈天下成显学

墨子是在反思儒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言盈天下,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显学”。针对墨家的异军突起,孟轲愤愤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夭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吕氏春秋·当染篇》述及墨学兴盛情况时称:“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

1.兼爱非攻,相爱相利,爱人之身若己身

“兼爱”是墨子思想理论的核心。墨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现象,皆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而不爱人之身,是以不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墨子·兼爱中》)墨子对症下药,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提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墨子兼爱中》)。可见,墨子把“兼爱”看做是社会由乱而治的救世良方。

墨家“兼爱”所追求的是交相利。这位兼爱天下的圣哲认为,只有“兼相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才能“交相利”,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兼相爱”、“交相利”是相辅相成的,爱人利人,人亦爱利之:“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所以,爱人与爱己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在兼爱的互惠与循环中,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相亲相爱,大家共享爱之利,这就是墨者们绘制的“兼爱”互利的理想国蓝图。和杨朱之“利”不同,墨子之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利天下。墨子义利并举,把义与利在“兼爱”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义,利也。”(《墨子·经上》)从这种认识出发,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看作是道德的出发点,“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

墨家“兼爱”,境界远远高于儒术的“仁爱”:既然是“兼爱”,就应当不分贵贱地爱所有人,即“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下》),特别是“兼爱天下百姓”(《墨子·法仪》);儒术的“泛爱众”和“爱人”,爱的是上流社会的人,至于底层劳动者,根本就不在其爱的视野之内。《论语》中有 24处谈到“小人”,矛头所向,直指劳力者,在儒者眼里,作为劳动者的“小人”没有爱与被爱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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