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明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子又提出“非攻”的主张，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非正义战争。墨子到处游走，上下说教，劝说诸候阻止战争。墨子不仅致力于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将其付诸实际。为此，他组织起能征惯战的“墨家军”，专为弱国守城，身体力行地践行其“非攻”思想主张。墨子最后一次活动是阻止鲁阳文君攻郑，那时墨子已经 80 多岁。《墨子·鲁问》记载:“鲁文公将攻宋，子墨子闻而止之。”
墨子由“兼”而“爱”，表现为爱一切人的“平等”的“博爱”。墨子的“兼爱”思想早于基督教4个世纪。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方的基督就是中国的墨子。“自由、平等、愽爱”非西方所有，亦非资产阶级独有，它是墨子率先提出的人类共有的理想，墨子是当之无愧的博爱宗师。
必须指出，墨家的“兼爱”思想值得肯定，但抹煞了阶级对立的事实，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里是无法实现的。至于“非攻”思想，虽用心良苦，但不符合战国时期大一统的趋势，故不可能被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接受。在当时的条件下，不通过战争不可能真正结束分裂。须知，战争有时也是和平的一种手段。
2.尚贤尚同，政事之本，唯才是举等贵贱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这一纲领体现了墨家的贤人政治和社会组织理想。“尚贤”就是指为政者必须任人唯贤，尊重、任用贤能的人。宗法世袭制度下，常常出现“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的弊端。墨子叩问:“今者王公大人方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何也?”其症结所在是“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故此，“国家之乱，即可得而知”。因而提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者乃“国家之珍”、“社稷之佑”。墨子“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为此，墨子提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继而要求天子尚贤使能，人人平等，勿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应不拘出身，大胆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墨子主张，对“贤”者也要量才使用，“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的这种贤人政治构想矛头直指宗法世袭制，极其大胆而且富有革命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孔丘也主张举贤，但是丘的举贤是以“亲亲”为基础，仅限于贵族范围，至于“劳力者”，则无贤可举。
“尚同”则是在“尚贤”的基础上，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除害，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在贤人治政的基础上，墨子主张全民实行自上而下的思想统一，以便消除“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的纷乱局面，以达到“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的理想治世。“同”的具体路径是逐级向上传递，即:百姓上同其邑长，邑长上同乡长，乡长上同国君，国君上回天子，天子刘上同于“天”。可见，“尚同”的思想实质，就是主张在贤人治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从思想到行动都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组织体系。墨家学派自身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做是“词同”社会理想的具体体现。
墨子的尚贤尚同，成为“大同思想”的渊源。成书于西汉的《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的描绘，明显出自墨学。《礼记·礼运·大同》篇所展现的“大同”图景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社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发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墨子所展现的图景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强者不动弱，贵者不做贱，让者不欺恶”(《墨子·天志上》)，“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待养，以终其寿:幼弱孤音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两福图景之间的惊人相假!可以说，兼爱、尚贤尚同是大同思想的早期形式，也是共产主义的初级衣达。激励着不懈追求理想社会的人们，如同夸父之追日。
3.节用节葬，强本固基，俭节则昌淫佚亡
墨子生活的年代，王公贵族过着厚敛民财，奢侈淫佚的生活，而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则非常困苦。为解民倒悬，墨子力倡节用节葬，一切从简。
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周易》专设《节》卦，其核心思想就是节俭。节俭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这一传统美德却遭到儒术的无情践踏。儒术为了恢复周礼，维护宗法等级，把奢靡浪费、排场铺张的繁琐礼仪夸为治国之道。墨子高举节用的大旗，继承尚节美德，反对信家以礼乐为政的主张。墨子以“禹七年水”“汤五年旱”却没有出现“冻饿之民”，直接得益于“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的史实为依据，将尚节思想由生活日用之节延伸到为政治国的高度。在《节用》篇中，墨子对“古之圣王”的简单化生活描述为:“天下百工”，“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服则“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上”;车船“利以速飞”“足以将之，则止”;宫室“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别男女之礼”即可。墨子以史为鉴，通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营私的古今对照，批判当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进而把节用视作能给天下带来“大利”的“圣王之道”:“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墨子·节用上》)墨子把浪费财物作为国家七患之一，告诚统治者:“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思子·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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