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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乐”与“非乐”–儒墨在“以乐治国”理念上的异同(一)

作者:杨晓红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诸子时代,这是我国古代思想流派异彩纷呈的黄金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极大繁荣时期,为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了宏深的基础。而其中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是其中的仪佼者,并称“显学”、同时又是互相对立的两个学派,其思想对立体现在多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

从学术研究的历程来看,学术界在儒墨对比方面的研究仍集中在爱人、尊贤、修身、义利、节俭、天命鬼神、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分析论述上,涉及两家在暂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区别和联系,并出现了用出土简帛等新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方法,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总件上比较两家区别的论述多,而探讨二者之间联系及应用的论述较少。

本文只就两学派“音乐观”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者的异同以及原因、利弊,同时总结两学派“音乐观”背后的实质及在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服务。

引言

音乐及其相关的艺术活动,本应属于艺术层面的问题。但在侯墨两家的思想体系中以一种理论出现,就不单单是艺术上的问题了。儒家是从政治的角度来“重乐”的,相对于儒家,墨家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 “非乐”的。

儒墨两家都有系统而明确的音乐理论。儒家方面,如荀子的音乐专论《乐论》及综合儒家艺术理论的著作《乐记》。墨家的音乐理论,主要表现在《墨子·非乐》上篇和《墨子·三辨》篇中,另外,在《辞过》、《非儒》,《公孟》等篇中也有所反映。

(一)关于“乐”的含义

所谓“乐”,在我国古代主要是指声乐,包括歌舞、戏剧、杂技,以及雕饰、建筑、旅游、田猎等文化娱乐活动,是一门综合艺术。在先秦之时,“乐”主要是指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乐舞。

所谓非乐,就是反对和谴责从事音乐活动,包括演奏和欣赏。墨子非乐,就是反对一切艺术活动。但主要针对的是音乐。

在先泰诸子的几乎所有的论乐的文章中,从根本上说,都是把乐当做一种社会制度,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政治理论来论述的,与今天所说的音乐理论是绝对不相等同的。因此,懦墨两家关于“乐”的争论,已不是艺术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经济制度、国家治理的局面上来,不应再局限于艺术问题而进行分析论证,音乐已经从一种自动自发的个人状态而转变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的手段。

(二)墨子“非乐”的原因及其实质

1、墨子“非乐”的背景。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转型、大动荡的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崛起,王权旁落、礼期乐坏。诸侯之间以强凌弱,战争连年。在诸候国内部,大夫专权,互相攻伐。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经济萧条,人民饱受饥荒之苦。正像墨子所说的那样:”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三巨患”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统治者横行暴做造成的。统治者为了支付战争的巨额开支,及满足自身物质享受的需要。不断加重赋税,对百姓进行剥削和压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说:“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平常年份百姓都难以承受,遇到天灾,则倾家当产,流离失所。

王公贵族除了要满足自己的物质挥霍外,还要满足自己在精神上的淫乐。他们在宴会、田猎、举行各种仪式时,都要伴以规模盛大的乐舞,有的人数超过万人,且这些伴舞者“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糟糠。”因为“饮食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秀。”(《墨子·非乐》)还要铸造大钟鸣鼓,畜养乐师倡优,建造亭台楼阁,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费。

统治阶级沉酒于歌舞声色,这种淫乐之风,相沿成习,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强大。许多思想家认识到了这种淫乐之风的危害性,从而起来加以批评和反对。他们从言论及行动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墨子就是其中理论与态度上旗帜最为鲜明的一位。

2、墨子“非乐”的原因

墨子是代表以手工业为主的劳动大众利益的思想家,提倡“兼爱”,主张行“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乎人即止”。墨子在《非乐》上篇一开始就说:“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物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音乐并不是不能使人快乐,关键是“不中万民之利”。可见墨子把对社会实际功利作为衡量一切文化娱乐的基本准则。这也是墨子“非乐”的总纲领。

墨子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非乐”的:第一,墨子反对王公贵族制造乐器。要演奏音乐,就要制造乐器。墨子认为: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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