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军
这些话是否为蒲松龄由衷之言，实在不好判断。因为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命题作文，完全是为圣人代言，蒲松龄自然不敢也不可能和孟子老夫子唱反调的。蒲松龄在其言论和著述中，应该是有意无意地和墨子拉开距离的。在儒墨对立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作为孔子、孟子坚定不移的信奉者和追随者，蒲松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公开称颂、赞扬墨子和墨家思想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墨子和墨家思想对蒲松龄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蒲松龄自己没有承认，当然即便有也不会直接承认，但细察其著述、特别是巨著《聊斋志异》，再联系蒲松龄自身的事迹行为，可以不难得出结论，墨子和墨家思想对蒲松龄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这表现在二者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在许多行为上也是相似的。
二、墨子的“兼爱”思想与蒲松龄的仁爱情怀
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论，而“兼爱”无疑是其是思想的核心。其他都是由兼爱衍生而来的。墨子本着“兼爱”的精神，视人类为一体，希望人人平等，不分亲疏贵贱，不分差等，有的只是贤愚勤惰的区别。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天下。((墨子·兼爱下》)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
墨子“兼爱”的终极目标是“是以老而无妻者有所恃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实际这和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世界”也没有什么两样。儒家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其理想世界是相同的，发挥到极致，也是殊途同归。从一定意义上说，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力图破除小我的自私而达到对他人的关爱，只是他们之间在对他人之爱的亲疏厚薄与施爱的先后次序上是有分歧的。
墨子是有大爱心、大同情心的。惟其有大爱，才会有“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巨大的牺牲精神。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称赞说:“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孙中山先生说:“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胡适先生说:“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
比较一下，蒲松龄也是墨子这样具有同情心和大爱心的人。在《淄川县志》中有蒲松龄的小传，对其评价是“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清人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称他是“恂恂然长者”。“恂恂然”出自《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蒲松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农村，具有中国农民的淳朴、善良的天性，他乐于助人，富于同情心。据说，有一年淄川大旱，庄稼歉收，蒲松龄的父亲经商又亏了本，母亲只好让他去县城富户季家借钱，季家因与蒲家关系密切，很快就借给了他三吊钱，但蒲松龄在回家的路上，为了救一个因欠债而上吊的老头，慷慨地把钱送给了他。回家后，善良仁慈的母亲没有责怪他，还称赞他说:“救人一命，行善积德。”
蒲松龄具有善良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同情心，这从他的许多诗作中可以得到佐证。他早期在同乡孙蕙中做幕宾时曾有写给孙蕙的一首诗《牧羊辞、呈树百》: 就是极好的佐证:
南山高万丈，秋雨苦淋浪。彼谁子何?箬笠来牧羊。其羊千百以为群，篓之在山岗。昼逐茭草，夜备虎狼。羊不得食精其首，主人怒问尔何瘦我羊?稍纵之，羊入阿，食人禾。禾主来骂。牧人不敢呵。风黧尔面、雨败尔蓑，侈指裂肤，守之不得去;不求主人赏，但愿无风波。甲子之冬冻羊死，欲求刍与牧、山中霜雪多。牧人牧人，奈甲子何!吁嗟乎!奈甲子何!
蒲松龄对人世间的痛苦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别的感受力，牧羊人在严冬中牧羊，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却引发了他强烈的恻隐之心，以至于竟发出“牧人牧人，奈甲子何!吁嗟乎!奈甲子何!的哀悯之声，简直就是在和泪书写了。从这里可以看到蒲松龄是怀着怎样一颗伟大的仁爱之心，又是有着多么宽广的人道关怀!
作为和墨子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布衣之士”，蒲松龄关注着普通人的疾苦。他在孙蕙府中任幕宾时事撰有一联:”古循良物阜民安，尝闻襦绔兴歌，顾兹万井寒烟，真惭黑夜;众疮痍啼饥号冻，每恨拯救无术，只此一腔热血，可对青天。”这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撰写的有名的《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和《秋灾记略后篇》和大量的诗歌作品，以悲悯的心肠和沉痛的笔调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人间悲苦的场面，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完全是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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