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晓江

汉代董仲舒觉察到这一难题，为解答此，他提出了一个带有人格神色彩的”天”，把人生道德修养和人伦准则超越性价值渊源看做是”天”的命令，以”天”的神威为人生准则的牢固基础。但是，这种道德之天带着强烈的神学色彩，牵强附会之处多得令人沮丧。儒家学者为弥补这一理论上的缺陷，竭精殚力，孜孜以求，经过千余年的努力，终于在宋代二程、张载时引入了本体论范畴”道”（或”理”。)，朱子则集大成，创立了人生的本体学说，用儒式的方法解决了人生的形而上安顿的问题。

在朱子看来，天地万物有一个创生者和主宰者，”创生”意味着实在的世界之上和之前有一个”造物主”;”主宰”意味着无论是宇宙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有某种必须如此的法则，而主宰者之能”主宰”恰恰就在于其是派生者。朱子认为，这个既是创造者又是主宰者的本体即是”太极”:”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又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在此，作为天地万物本体的”太极”明显地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亦非人格神，它仅是一种”之所以然，是决定万物所以为万物的决定力量，其无形却又寓于有形之中。”可见，所谓”太极”的概念是理学家取自道家的智慧，朱熹为维护儒学正统，对周濂溪”道气”十足的《太极图说》给予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周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并非讲本体”太极”之外还有一个”无极”存在，所谓”无极”不过是为了说明”太极”本体的无形无状，它存于”无物之前”。

然后，朱子又进一步指出：”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一个实理，一以贯之。”这段话实际上又把本体”太极”讲成是”理”字上。朱熹先把周子的”无极”说成是”太极”的形容词，又把”太极”讲成是”理”的形容词，认为太极就是形容”理的极至”，其在理论上的作用是：一方面维护本体至高无上的地位，指出”理”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事物；另一方面又把儒学的本体论与佛道虚无不实的本体论区别开来，阐明”太极”也好，”无极”也好，”理”也好，都非空无一物，而是实有其理，这就为至高无上的本体落实到人生的具体操作上开辟了坦途。

那么，本体之”太极”或”理”又是如何创生并主宰世界万物的呢？在朱熹看来，太极是超动静的，但包含着动静之理，形而下之”气”依从这种动静之理而运动，这样便产生了阴阳，阳变阴合，出现了水火木金土”五行”。阴阳之气与”五行”相混，生成了万物。人类则是由阴阳的精气凝结而成。一般而言，在朱子的理论中，作为本体的”太极”创生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是”无造作”、”无用心”的，是一种”无为之为”，那么，怎样才能使本体论过渡到人生论，怎样把自然的必然性化解成人生遵循的应该的必然性就成为朱子人生哲学的主要难题，为此他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人性论。朱熹直接继承了二程理论，认为”性犹太极也”,”性即理也”。

在他看来，性非人所独具，万物都有”性”。此”性”实即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本质，朱子写道：”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以气成形，而理亦赋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这样，不仅人之性为”理”，物之性亦为”理”,都是”太极”本体的完整体现。由于”理”或”太极”的内容已被当然地规定为道德上的至善，因此，朱子的性论就成了从至高无上，不可捉摸的本体世界到人们具体的人伦日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朱子的这种理论驱除了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虚幻和粗鄙的色彩，使儒家的人生理论具有更高的思辨性；此外，又提高了人们践履儒家所规定的人生准则的自觉性。这些人生准则因为直接来自于本体，因而具备了有更大的约束力，亦能激起世人的敬畏惑。

换言之，朱子借助于本体的神圣和至高无上来使其倡导的人间伦理拥有齐整一切，规范天、地、人的巨大普适性，并使儒家规定的人生准则具有了永恒的性质。

但是，仅仅至此，朱熹仍然没有摆脱孟子以来性善论所遇到的困难，即：人既然本质上（或先天）就是善的，那为何要费那么大的劲去进行后天的道德修养呢？况且，世上为何有那样多的恶人丑事呢？朱熹为解决这些难题，指出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及性质的问题。朱子认为，人禀太极之理以为性，这是纯粹至善的，此即本然之性或天命之性；但是，人物生成还须禀受气以为形质，这就形成了气质之性：”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理与气杂而言之。”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朱子人性论的理解上，许多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两个东西，前者是纯善之性，后者为可善可恶之性，这种看法大谬。实际上，朱子并非说人之一身内藏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而是认为人受太极之理以为性表现于具体的人身上就显现为气质之性，此性仍然是太极、是理、是纯善，不过因气质所拘而难以显露罢了，就象”宝珠”掉到浊水中难以被人发觉一样。

朱子云：”气质之性，只是此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质而自为一性。”朱子的上述看法，在人生的问题上至少蕴有这样一些意义：第一，既然每个人都禀受”气”为形体，那么纯善的”性”必受某种程度的”染污”，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进行人生的修养。第二，突出了天赋的作用。在朱子看来，气有清浊，禀受清气多的天生为善，是贤人乃至于圣人，禀受浊气多的为愚为恶。如此的话，在人生修养上，各人所应下的功夫就不一样了。愚者恶者要痛下功夫，变化气质；贤者圣者则主要保持固有之纯善，而汲汲于对天下百姓的教化事业。

朱子参照《周易》、《中庸》，以及道释和二程、张载的学说创建的儒式本体论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效果。朱熹以前的思想家在探讨人生问题时，多从比较具体的日常生活着力，缺乏对人生命产生和存在、人生本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讨论，故而显得肤浅、苍白。朱子则着意于寻找人生命和生活的形而上根据，希图以本体的性质直接外化为人生的基本准则，理论上是一大飞跃，现实中也更能使人信服和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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