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鹿

《孝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也是朱熹经学研究的对象。《孝经》作者在宋代以前历来被认为是孔子。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其后，《汉书·艺文志》记录：”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并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也认为《孝经》是孔子为曾子陈述孝道而作。至宋初邢为《孝经》作疏，认为《汉书·艺文志》所云《孝经》是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一说有误，理由是”圣人之有述作，岂为一人而已”，但亦肯定《孝经》为孔子所作。邢是说：”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以《孝经》为孔子所述作，这在朱熹以前，几成定论。

另，在《孝经》流传的过程中，有今文和古文两种版本之分。今文本为18章，汉代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等传之，经文皆同，而与孔壁古文相异，由东汉郑玄注；古文本为22章，称孔安国注，《隋书·经籍志》载：”《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古文本后出自隋刘炫。唐开元年间，唐玄宗诏令群儒质定今古文，并自注《孝经》，其后”今文行而古文废”。至朱熹依据《古文孝经》，作《孝经刊误》一卷，今载于《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六。认为《孝经》多出后人附会，为发此经之旨，乃分《孝经》为经传两部分，并疑《孝经》为孔子所作，又删去其文字，重新排列传文之次序，谓之刊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朱熹经学的特点。

一、”《孝经》，疑非圣人之言”

朱熹发扬宋学之疑经惑传精神，不同意《孝经》为孔子所作的传统说法，对《孝经》为圣人之言持怀疑保留态度。他认为”《孝经》是后人缀缉”,而非孔子所作。他说：”《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著，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说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亲切。”指出《孝经》除开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及《士章》、《庶人章》说得好外，其他后面的都未说到切要处，只说到了孝之效，即孝的表现、效果，而与《论语》中说孝的地方相比，不如其亲切有味，从而怀疑《孝经》非圣人之言。

进而，朱熹提出《孝经》的经文部分是曾子门人记孔子、曾子问答之言，也就是曾子门人为《孝经》经文的作者，或者说编定整理者。他说：”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顾自汉以来，诸儒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之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对孔子自著《孝经》的说法感到可笑。这是朱熹对自汉代以来传统见解的大胆怀疑，从而动摇了《孝经》乃圣人之言的权威。

朱熹对《孝经》的怀疑，受到了衡山胡侍郎等人的启发，他在《孝经刊误》文后所作记中称：

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亦以为此书多出后人傅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又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

此处所说衡山胡侍朗对朱熹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胡侍郎为何人，则有两说：一是认为”胡侍郎即胡宏”，二是认为胡寅。考胡宏虽优游衡山下二十余年，但却只以荫补右承务郎，未曾任过侍郎，并且朱熹称胡宏为胡子或五峰先生，一般不以胡公相称，故胡侍郎恐不为胡宏。而胡宏之兄胡寅则任过礼部侍郎，后致仕，遂归衡州，并且据《宋史·胡寅传》载，胡寅著有《论语详说》，与朱熹《孝经刊误》所言吻合，故胡侍郎似即指胡寅。胡寅就《孝经》引《诗》，而疑其非经本文。朱熹受到启发，亦疑《孝经》，并指出其可疑处还不止此。通过与程可久的书信来往，得知汪应辰亦认为《孝经》多出于后人傅会，使朱熹进一步确信自己对《孝经》的怀疑。他说：”《孝经》妄意所疑，不谓汪丈亦有此说。近亦条具数处，并俟后便拜呈也。”通过对《孝经》的怀疑，而指出其非圣人之言，其经文部分只是曾子门人所记，这就使经典的权威受到怀疑。

二、以经传分《孝经》

朱熹把《今文孝经》的前六章、《古文孝经》的前七章划出来作为《孝经》的经文部分，即从《孝经》的卷首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处，以上为经文，以下则为《孝经》之传。其划分经传的根据是，尽管”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但认为经文从内在逻辑上讲，”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以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朱熹不同意《今文孝经》把以上内容分为六章，而《古文孝经》把它分为七章的作法，指出这样做使得其文意分隔间断，而不明其全体大意，以至不复得见孔子、曾子问答之言，破坏了经文脉络通贯的完整性。因而朱熹从其内在逻辑出发，亦即孝之大义出发，把这六、七章的内容合为一章，作为《孝经》的经文，另把经文以下划为传文。由此，《孝经》之经传便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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