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象形文化探源

作者：开封韩鹏

“夏”“商”人文名称的出现，大致始于五帝颛顼、帝喾时期，华夏民族对天文星象与地形地理关系的认识。

此后，因帝喾封“阏伯”居住“商”地、“商丘”而称“商契”；尧帝封大禹居住“夏”地、“大夏”而称“夏伯”，再到大禹称王建都“夏地”“夏邑”而产生了“夏朝”。

一、“夏、商”历史文化故事产生的原由。

古人对“夏商”文化的历史来源，有详实的历史故事世代相传。据说五帝之一的帝喾，与妃子简狄生了二个儿子，大的称“阏伯”，小的称“实沉”。两人自幼性格不合，互相打斗。帝喾认为不和则不吉，便按照东长西幼的时序，把大儿子“阏伯”封在东方，与天上“商星”相对应的“商丘”之地，也就是帝喾居住的“古莘国”“亳都”，与自己一同居住；把小儿子“实沉”封在西方，与天上“参星”相对应的“大夏”之地，也就是有娀氏简狄居住的“青（晋）丘玄池”，与母亲一起居住。通过让他们彼此住地分开的方法，使无法相见和争斗。

对此，战国左丘明《左传》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文中的“参星”，在黄昏的“酉时”现于西方之位；“辰星”，在清晨的“卯时”出于东方之位。比喻“阏伯”与“实沉”二人互不相见的星象状态。

图-1 黄河下游参星心星位置图

文中“实沈”对应天象的“参（猎户）星”，又称“晋星”“夏星”“大梁星”，对应地上的“大夏”“夏邑”，分野主“晋星”（三家分晋后为魏国大梁之地），对应“晋人”“唐人”居住的“晋丘”，祭祀位于战国“大梁”之地的“参神”。

对此，战国左丘明《国语·晋语》记载：“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沉之星也。实沉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唐代房玄龄《晋书·天文志》记载：“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沉，于辰在申，魏之分野”。说明“晋人是居”，最早在魏国大梁的“实沉之墟”“晋丘”“大梁星”位。

“阏伯”对应天象的“辰（天蝎）星”，又称“火星”“心星”，居“商丘”，分野主“商”（帝喾古莘国，之后为阏伯，即契的封地），对应商人之居“商丘”，祭祀位于西汉“陈留”之地的“火神”。

对此，战国左丘明《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文中“相土”，为居住“商丘”的“阏伯”之孙，也是夏王相时期居住夏都“商丘”的火正官。

从战国魏国天文学家石申，最早在开封大梁“中天台”观测星象，创造中国最早的《星经》的天文情况分析，石申观测的星象，反映的是黄河下游流域，尤以开封古魏国“大梁”为“中天”的星宿运行情况。

同时，也延续了尧舜禹时期天官羲和氏，在黄河下游陈留“空桑”之地观测日月运行规律，制定夏代历法《夏小正》的天文学和历法文化。春秋时期的孔子，在开封杞县羲和“空桑”故地征集的夏代历法《夏小正》，印证了夏文化在夏人杞国的文化传承。

二、“夏、商”之地与天象星辰的对应关系。

夏人的神星是“参宿”，位居西方，吉祥物为“青（晋）丘玄池”之地的“九尾狐”；商人的神星是“商宿”，位居东方，吉祥之地为吉祥物为“青（晋）玄池”之地的“玄鸟”，都具有上古五帝时期华夏民族母系先祖的文化特征。

“青丘”也称“元丘”“晋丘”，对应“参宿”之位。汉代易学著作《河图稽命征》记载：陈“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丘。”黄帝出生的“青丘”，是商契出生的“元丘之水”。

战国大梁所编《竹书纪年·殷商成汤》中记载：“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风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楳。与其妹浴于元邱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堕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元丘之水”,也称“青丘玄池”。

北宋地理总志《太平环宇记》记载：开封“浚仪：青丘，亦曰玄池。女娀简狄浴于青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水也”。“青丘、玄池”，又称“晋丘”“清（青）丘”。故清代徐文靖《竹书綂笺·卷五》记载：“晋丘在开封府祥符县界内，一名清丘，又名玄池。昔简狄浴于晋丘之水，有鸟遗卵呑之遂生契。”

图-2 开封大梁参星、商星位置图

“青丘”“晋丘”“玄池”均在战国时期魏国国都大梁之地。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南朝宋郊祀歌之三》引南朝沈约诗载：“殷兆玉筐,周始邠王。于赫文祖,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有四方。帝轩百祀,人思未忘。永言圣烈,祚我无疆。”“殷兆玉筐”“帝轩百祀”，均指轩辕黄帝出生的“青丘”、殷商吉兆于玉筐的“晋丘”，而“青丘”“晋丘”均在“于赫文祖，基我大梁”的开封之地。

从天象“二十八星宿”和八节“二分二至”而言，“参星”在四象中西方的“白虎宿”，故有“参星为白虎”之说；“商星”在四象中东方的“青龙宿”，也有“商星为龙星”之说。

从夏商氏族与星象文化的关系而言，夏人发祥于西方的“参星”“大夏”之位，故有大禹居住在西方的“西邑”“西邑夏”之说；商人发祥于东方的“商星”“商丘”之位，故有商契、相土、商汤居住东方的“帝丘”“商亳”之说。

夏王、夏都、夏朝等“夏”文化，最早源于上古时期星象文化的史典依据比较多。如战国左丘明《左传》记载：“参星即夏星，参星属首星”。“首星”，是指四象南方朱雀七宿运转到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颗“参星”。与“参宿”同星异名的“大夏星”“夏星”，便是夏文化的源头。

“参宿”有三颗星组成，民谚所说的“三星高照”，便是“参宿”三星，反映了古人对此星象文化寓意的生动描述。中原民间认为，参宿三星，便是具有“福、禄、寿”寓意的三星。故天象中的“大梁星”“参星”“寿星”，与战国魏国的“大梁城”“晋丘”“青丘”“寿丘”互相对应，是帝喾、夏商先祖黄帝的出生地，也是“九尾狐”氏族在开封“青丘”的居住地。“青丘”“寿丘”“晋丘”“大梁”之地，正是华夏民族“福、禄、寿”三星高照的吉祥之地。

图-3 参宿福禄寿三星图

上古时期，华夏民族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历史，通过星象的定位，打印在了天象之中，历历在目，无法篡改。而一些历史考古学家，既不学星象学知识，又不懂易学文化，更不知华夏民族天象地形合一的创世思想方法，竟然敢以某些考古发掘为凭证，来定论华夏文明发源的地理历史。正象没有理数知识的人研究微积分，除了可笑之外便是荒诞不经，甚至连探索华夏文明源头的资格都不具备。

4000年前的尧舜禹时期，四象的白虎宿为四时的秋季时节，也是大禹居住的西方“夏都”所对应的“参星”“大夏”之位。“参星”在“春秋二分”线的南方，故传夏启之母涂山氏女娇有“南音”。四象的青龙宿为四时的春季时节，也是商契居住的东方“商丘”所对应的“商星”“大火”之位。“心星”在“春秋二分”线的北方，故传商契之母有娀氏简狄有“北音”。

“南音”与“北音”中分的之地，便是五行“土”、五方“中”、五音“宫”音之位。在五行文化中，“五方”的东西南北中，对应“五音”角、徵、宫、商、羽。其中“宫”音为中央之音，对应黄帝居住的“中央宫室”“黄台之丘”、大禹居住的“中夏”“阳城”、夏启居住的“夏台”“钧台”之地。

图-4 五行五方五德五音五帝对应图

春分时节的“商星”“大火星”，在黄昏时分见于青龙宿的东方、春季；秋分时节的“参星”“大夏星”，在黄昏时分见白虎宿的西方、秋季。由此，彼此之间构成了星象、方位、季节三合一的上古历法文化体系，完全符合“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的创世思想方法。

三、大禹王都“阳城”与“大梁”的天象地形对应。

据战国时期开封古“大梁”所编《竹书记年》记载：大禹“母曰脩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钤,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寓意着大禹出生“昴”星，便是四象西方白虎宿的七星之一，也是“夏”在西方、“商”在东方的地理文化来源。

而白虎宿七星之一“昴”星，也是“大梁星”与“大梁城”天地合一的古开封之地。所以，中国辞书之祖《尔雅》解释:“大梁，昴也,西陆昴也。”文中“西陆”，便是四象西方的白虎宿之位，也是大禹建王都“西邑”“西邑夏”“阳城”的战国“大梁”之地。

为此，战国左丘明《国语·周语》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三国吴时期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也称“崇山”“崇台”“崇国”，东汉郑玄《礼记注》解释:“崇、贯、封父皆国名。”说明“夏居阳城”，与上古时期的“崇、贯、封父”三国同在黄河下游大禹出生的“昴”“大梁”星之地。

“崇、贯、封父”三国，本在夏商时期黄河下游的济水流域，今为开封北部与封丘南部之间。此地正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国都大梁的辖地，也是大禹建王都的“西邑夏”“阳城”之地。所以，东汉宋忠《世本注》、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等史书中,均有“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是也”记载。印证了大禹“阳城”与“大梁”之间的象形关系。

图-5 开封禹王台玄武示意图

试想，如果没有黄河下游的“参星”“大梁”“晋丘”“大夏星”“青丘”等天象地形作依据，登封的“崇”山、大禹“阳城”何以能被认定；山西“尧舜禹”“晋”“魏”文化发源地之说何以能够成立。

也有史典记载，大禹的出生地为“石纽”。在历法文化中，“石纽”也与四象西方白虎宿的“参星”对应。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记载：“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上古时期“四岳”之一的“衡山”，由大禹出生和居住的“衡石”文化演变而来。

可见，大禹出生的“石”“石纽”之地，便是指白虎宿西方“参星”中的“衡石”。古人认为，衡为秤、石为秤砣。所谓的石纽之纽，本指秤杆上的纽绳，是权衡天地人中心的制衡之位。

清代马骕《绎史》引战国《隋巢子》记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崇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可见，“参星”“晋（青）丘”，与涂山氏生大禹儿子夏启的“崇山”“崇台”“崇国”，在地理上互为依托，相距较近。而“崇台”“崇国”“青丘”“涂山”“九尾狐”氏族，也与黄帝帝都“中央宫室”“黄台之丘”“夏启之居”“钧天台”等，同在黄河下游战国“大梁”的辖区之内。

以上记载的上古时期人文地名，均可在黄河下游魏国“大梁”之地传承的《山海经》《禹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及地方史志中，找到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