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辞之外安可忘——东汉末年文学家阮瑀

作者：建安章武

说起阮瑀，很多人对他的最深印象，就仅是“竹林七贤”中阮籍的父亲。了解稍多些的，也不过是建安七子中那个“擅做文章表记”的仓曹掾属，那位曹操的司空祭酒，建安年间公文界的首席笔杆子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表章书记确实体量浩渺文采俊秀，他写的快，且铺张扬厉，颇具战国时代纵横家的特色，尤其是那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几乎超越他本人成为了“阮瑀”这个名字的代指内容。

孙权收到书信后具体作何想法，早已无可考证，但这篇文章却名噪一时，后被收入《文选》，这也是书信史上一大典范了。

其实并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把这封书信看作阮瑀的代表作，这篇作品，角度、语气、立场，都不属于他。唯一和阮瑀有关的，只是他的文笔而已。而那只笔，想写的字，想表达的思想，依然由不得阮瑀自己。这样看来他又与尊者手中那支笔有何明显区别呢？

文辞背后的那个徘徊的影子，有时才是最可悲的。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人，虽然在文学史中被归为魏晋文学一类，但其本人的思想应当更加接近于东汉士人。大凡文人难免清高，似乎又以汉末为甚。阮瑀年轻时曾拜名儒蔡邕为师，自然闻名于当时。于时曹操求贤心切，召他做官，却被阮瑀拒绝。曹操不甘心，多次派人召见，阮瑀无法，只好躲进深山，当起隐士。

身处一千八百年之后的我们大概难以想象那个特殊的政治生态，但大致可以想见，阮瑀此时的作为必然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那个时代还不属于隐士，他不会一点都看不明白，但他依旧如此选择，也许是在逃避什么。党锢余威未散，末世浊氛又来，政坛风起云涌，一旦行差踏错大祸转眼便至。纵有性情才华又能如何？恩师的杀身之祸去尚未远，他不想重蹈覆辙。人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时难免会心生惧意，只求明哲自保，或者换种说法，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做个时代的旁观者。他诗文中沉实冷静的风格，也许正是从这时发源。

然而又怎么可能？那个时代薄待了太多人，阮瑀也不能例外。不知他是否来得及看清什么，求贤若渴的曹操便已命人放火烧山，他不得已勉强应召。

再冷静的旁观者，终究还是免不了要回到尘世中来。

清高在汉末并非贬义词，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有所坚持的表现。阮瑀也是，但他并不迂执。毕竟年轻，接受一些事比老一辈快得多，或者不如说更看得开。阮瑀应当认为他与曹操两不相欠，虽然从世俗眼光来看他的仕途绝大部分都是曹操给他的。但比起孔融来他显然更适合官场，这从他同样文采华然的“受命之作”中便可看出，比如《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比如那首《琴歌》。唱句“大魏应期运”又能如何，本职工作而已。

至于“士为知己死”，就听听好了，这显然不是他的真正想法。

不然他为何要拒绝官职呢？只是曾经不愿，而现在接受现实了而已。他的才华确实高卓灿烂，思维确实冷静锐利，不然也无法在自我与现实中游刃有余，把每一次转变都演绎得惊艳而决绝。

他看的明白，所以自愿隐藏在文辞之后，安静地旁观着自己被遗忘的全过程。

要说较为真实的他在哪里，还是要到诗文中去看。

比如《无题·民生受天命》。

“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他的坚持并未消迩。虽然活着已是十分辛苦，但那份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君子之德，他也是不曾放弃的。

只是那个时代太残酷了，建功立业是理想，但壮志未酬才是常态。阮瑀不是孔融那样见识过汉朝最后盛景的人，也不像陈琳那样有着强烈的共情能力，能表现出为骸骨撑柱而发的伤心彻骨。在建安七子中，他似乎与徐干最为相像，但又有不同。与徐干的淡然温和不同，他的旁观态度自始至终都是冷静，甚至淡漠的。

那是一种能与生死对坐而谈的平静，像极了裂谷中深邃的湖。又像溪流中长久静默的圆石，虽然不免被打磨变形，却也能劈开一小段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