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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碰撞与融合:舟曲多元文化格局及其形成探析(三)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张永萍

(接上文)

四、地方神——“婆婆”

“正月十九迎婆婆”是舟曲传统的民俗节日,活动规模盛大,共迎接舟曲县各个汉族村寨供奉的十六位“婆婆”,这种以婆婆神为核心的地方神系统是舟曲最庞大地方神灵系统。

舟曲“十九迎婆婆”是源于母系社会的一种民俗活动。据传,舟曲迎“婆婆”活动始于隋朝时期。当时经过三国至南北朝300多年的战乱,北方地区人丁稀少,万户萧瑟。隋文帝杨坚统一北方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并复兴宗教教化安民。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大肆迁徙江淮秦晋人口于西北,当时舟曲不乏从国都南京、苏杭、扬州以及山西、陕西、安徽等地迁徙而来的移民,甚至包括一些带队的军政要员,商贾技工、经营业主。因此,汉地这种风俗就在舟曲沿袭下来。当地官民在举行元宵庙会时祭请当地苯教善神“婆婆”“出巡散福”,形成了每年正月十九“迎婆婆”的定例。舟曲县每个汉族村寨都供奉“婆婆”,各村的“婆婆”不尽相同,有的供奉“太乙元君九天圣母子孙娘娘”,有的供奉“三宵圣母”,有的供奉“百子娘娘”,有的供奉“送子观音”,据说都是掌管婚育大权的女神,是“ 女娲娘娘”的化身,慈悲为怀,帮助人们人丁兴旺,万事随心。

从各种不同的“婆婆”名号来看,除了观音来自于佛教,其他的都是道教尊奉的女神,其中“九天圣母”在全国各地均有供奉,因为九天圣母的司职众多。战乱年代,九天圣母对英雄战将赐天书、授兵法;到了太平盛世,为满足人们子嗣兴旺的需求,九天圣母又有了新神通——为民送子,成了一位送子娘娘。舟曲的九天圣母有“九天圣母子孙娘娘”和“九天圣母太乙元君”,供奉她们的庙宇有三十多处。她们的原型是周朝“三太”——太姜、太任、太姒。其中鸡头山洪福寺的楹联上书:“懿德孔昭螽斯衍庆,母仪足式麟趾呈祥”,这描写的就是文王的妃子,武王的母亲太姒。但是各地民间因其需求不同,供奉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如北京郊区有座九天玄女庙,现在已被改造成了送子娘娘庙。而在山西长治平顺县,有一座“九天圣母庙”,除了正殿和献殿,在四周大大小小的神殿内,敬祀着形形色色的各方神明。这些神仙各自分管一部分事宜,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敬神,形成列位神仙一站式的“政务大厅”。在舟曲,各位“婆婆”即使女娲的化身,法力自然无边,除了主要的职责——送子之外, 还有各种神通可为人们分忧解难。所以在正月十九,就会把平时各村供奉的“婆婆”请出来”出巡散福”。

“婆婆”信仰是一种民间的信仰,它是社会的镜像,能反映出社会民众的需求。它是道教的一种异化形式,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受到舟曲苯教的影响,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即使是一只鸟,抑或一块石头,都可能成仙成神。至于诸神,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历史人物,有的是民间贤德,都是来自地道的、本土的神仙。而观音和诸位“婆婆”平等的待遇,则是人们在观念中认为:观音不仅以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还可以“送子”,于是她和“婆婆”们职司一致,可以同等供奉。这种只管神仙职责,不论神仙“出身”的豁达态度,正体现着“婆婆”信仰的宽容和胸怀。因此可以推断,“婆婆” 信仰是以道教为基础,受到苯教自然崇拜和汉传佛教的影响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

五、基督教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对外国传教利益的保护,使“福音”通过传教士合法地传入中国沿海、沿江及腹地。最早来甘南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是美国人伊斯顿。1860年,他来到临潭、卓尼,通过卓尼土司在卓尼附近开展传教活动。但信众寥寥,于是他回国。川时隔三十年,即1891年,英籍传教士克省吾与美籍传教士裴文光、席儒珍等受美国宣道会的派遣,从西安来到临潭旧城传教,为了便于传教,克省吾和席儒珍还学习了汉语和藏语,1895年,他们在洮州旧城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开始宣教。当地汉民周肇南、袁氐、邱氐等接受了基督教,他们出资修建了礼拜堂,在旧城、新城、卓尼的阳坝等地发展情统。1912年,席儒珍与克省吾在神学观念理解上发生分歧,次年席儒珍被克省吾撤职回国。之后, 席儒珍加入了美国基督教神召会,于1917年改名辛普逊再次来到临潭,改名辛普逊意味着重新将福音传给世人。辛普逊与周肇南共同在卓尼阳坝成立了洮州境内第一个“自立神召会”,亦称福音园,周肇南为首任牧师。后神召会在岷县成立了总会,辛普逊任总监督,周肇南为副总监督。当时舟曲人刘双喜信奉基督教,他派自己的儿子刘华育在岷县基督教圣经学院学习三年。刘华育毕业后,神召会每月发给他工资,他则利用自己所学点种水痘的技艺在文县、宕昌、舟曲、迭部等地传教。民国十五年,美国人麦约翰来西固(舟曲别名),成立巴藏藏族会(基督教会)。1930年,基督教徒马文彬从临洮迁入西固县下巴藏居住,成立“神召会”,隶属于岷县的“西北神召总会”,取得经费支持后开始传道,形成了基督教在舟曲县和相邻迭部县的传播中心。1947年,辛普逊回国,经费中断,马文彬独自创立中华基督教,刘华育也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布道。现在舟曲县基督教徒约3000人,集中分布在城关镇、立节乡华严城、峰迭乡弓嘎村、巴藏乡等,信众主要是汉族,个别村寨有零星藏民信仰。

基督教作为种外来宗教, 在舟曲县属于未开放教会,处于较低层次,没有合法地活动场所——教堂,也没有固定的传教人员牧师,长期以来处于由长老和执事等神职人员自我发理的状态。这在藏传佛教、“婆婆”信仰几平各占学强江山的地区存在,者实观难,但它还是固执地存在着,并拥有少量的信众。

六、汉传佛教和道教

汉传佛教,又称释门,是舟曲县汉族宗教信仰之一。古居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国境内的汉族各地纷纷营建佛寺。盛唐时,今县城东南外建有大佛寺,石家山建塔蛇山梵严院,明初在翠峰山重建天寿寺。诸宗派各立门庭。道教,又称“玄门”。自北魏以来,与汉传佛教同传播,对县境都有影响。盛唐时提倡道教,明代县内建有驼岭玄天观和洪福寺、传瓦寺等,清中期,道教衰微。清末民初复兴。1958年,县境庵观、寺、院大都被拆毁,道士大部分脱俗,但民间仍行祈祷、斋醮活动。舟曲现存道观庙字有30余座,著名的有鳌山寺、翠云寺、龙山寺、东岳寺等。汉传佛教和道教的信众基本以汉族为主。

从历史的演进看,舟曲藏族是藏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族支。其族源比较复杂,一部分是隋唐以来的氐羌部族,因为受到吐蕃苯教的影响,逐渐融入吐蕃文化而形成的藏族。他们保留着氐羌的文化传统,如羌笛和口弦琴,本是古代羌族的民间乐器,现在舟曲藏乡山寨的妇女就擅长吹奏。一部分则是随吐蕃军队向唐境扩张时从前后藏及山南而来的蕃军及他们的随从后裔,他们留居舟曲,至今还保留着和西藏一样的风俗,如舟曲山后一带的踏板房,和安多的民居不同,却和西藏林芝、工布一带的民居相似。还有,从地名的命名中也能窥见其中一二,博峪乡的“博峪”就是藏语音译,意为“藏族故乡”。他们自称“地哇”人,为了使自己不忘故乡,将此地命名为“博峪”。

汉族并非舟曲的土著居民。北宋王安石变法之际,王韶发动了“熙河之役”,从吐蕃首重收复了白龙江中游的大片土地,于是宋开始招引蕃人头领,赐以汉姓,其中以赵姓和包姓最为著名。同时,招收蕃人为弓箭手,赐予田地,以此对抗西夏和吐著。明代,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从江淮迁入大量军户屯田戍边,在舟曲设立西固守御千产所,开设茶马互市。所以,舟曲的汉族一部分是由原来的 “蕃族”转化而来,一部分是从内地迁徙而来。

综上,舟曲是以藏汉两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地区。以藏族为主要信众的本教、藏传佛教,以汉族为主要信众的道教、汉传佛教、基督教和民间“婆婆”信仰与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地区冲突、碰撞、融合,使舟曲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格局,而复杂的族源使得诸多藏汉信众成为复合型宗教信徒。宗教的宽容、对话,民族的融合、发展,在舟曲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主流,它也会成为今后舟曲发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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