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品端 方彦寿

二、朱熹思想的现代性

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海内外相继召开了六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朱熹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成为当今国际研究的热门课题。朱熹思想如何面向未来，它具有哪些现代性，这是会议讨论的一个问题。

台湾赵昌平先生认为，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物质与科技的文明虽然带给人们较好的生活，但也容易使人趋向功利主义，旧有的仁义礼智伦理道德似乎日渐式微，使人变得麻木不仁，人心腐化，尤其年轻人如果一味追求物质的满足而忽略了精神品质的提升，其后果是令人担忧的。因此，如何再出发，重新提振精神文明是重要的课题，而发扬朱熹的新儒学思想正是不二法门。

南昌大学教授郑晓江对朱熹人生哲学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一、朱熹人生哲学的本质是追求当然的人生准则与必然的自然法则合一。人类要生活得更好，就必须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取于自然应有节制，同时还要给予自然。二、朱子的人生哲学特别强调人生修养与人生践履的自觉性。在现代社会，如何努力提高人的自觉性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人类应该经常反省，探究如何才能达到思想和行为的统一，道德修养和躬行践履的相齐，使内在的了悟与外在的现实行为贯通为一。

高令印教授认为，我们要深入体会朱熹、新儒家于宋代从汇纳群流的方式复兴儒学的价值。我们今天与当年朱熹处于相似的地位。中国文化传统遭到数百年的挫折，各种思潮入侵或滋生，因此，必须进行继往开来的文化复兴运动，重建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朱熹的笃实务本精神，追求知的行为科学化等等，都应发扬光大，为现代社会服务。我们要像朱熹那样，努力去研究寻找既根植于传统又是崭新的现时代的文化精神。

中山大学教授李锦全从朱熹思想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着手，论证了朱熹思想中，正己正人的道德修养和德才兼备的人格要求，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即使是道德观念，也要躬行实践，而不能只说不做，流于空谈。当前就以反腐倡廉，或者就一些官僚作风来说，有关领导或当事人，如果不能先正己，而只是要求别人，或是只会空谈而不付之行动，就不会有多大效果。朱子思想就此而言，对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厦门大学副教授乐爱国认为，朱熹把科学纳入道德修养的范畴，实际上肯定了科学的道德价值。无论对于社会普遍的进步，或对于科学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三、如何弘扬朱子之学

朱子学在元、明、清三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多年之久，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如何继承和弘扬这宗珍贵的文化遗产，是这次学术研讨会涉及的又一个问题。与会学者认为，继承朱子之学不是复古，由于社会的变迁，对历史上形成的朱子之学原有历史的分析，结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应有所取舍。这是大会的共识。台湾赵昌平先生指出，今天我们研究朱熹的新儒学思想，并不是复古，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从朱熹的伟大经籍上做更深一层的研究，撷取其精义，融入时代的脉搏，启发新的契机，产生新智慧与精神实体，使我们的精神文化更加璀璨光明。

学者们提出有三种继承朱子学的方法：一是”照着讲”，二是”接着讲”，三是”改着讲”。刘鄂培教授认为：”接着讲”和”照着讲”,仅一字之差，却有本质的不同。”照着讲”是不顾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新，死捧着前人的教条，这是一种保守的历史文化观。而”接着讲”则是着眼于历史的变迁，继承、创新，并建立一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哲学。这是一种反教条的、进步的历史文化观。但有的学者则提出，对”照着讲”也要有分析：在一定时期内，门人”照着讲”也有进步作用。还有的学者提出，除”照着讲”和”接着讲”之外，还有”改着讲”，主张对朱子之学应根据时代的不同”改”着讲。只有”改”着讲才是正确的态度。

从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和张岱年三先生的哲学建树来看，在继承宋明理学上虽各有所宗，但在方法上”接着讲”却是一致。刘鄂培认为，冯友兰先生是”接着”程朱之学讲，而且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接着讲”。贺麟先生在中国哲学上，是继承于陆王之学，在新的历史时代中”接着讲”，张岱年先生继承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哲学，是”接着”张王之学讲，体现出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中国素质和时代气息。高令印教授亦认为，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和陈荣捷等均以继续儒家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儒家学说（即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

这次学术讨论会，除上述三方面主要论题之外，与会学者还对朱熹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渊源，他的学术活动和生平事迹，及朱子门人和朱子崇祀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黎昕认为朱子学之所以会在南宋时崛起闽中大地，并成为显学，绝非偶然。这除与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福建远离战乱，社会相对安定有关外，还在于福建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空前繁荣，为闽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福建师大副教授柯远杨对朱熹思想的渊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指出，从根本上说，闽学的形成和确立，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儒学哲理化的产物，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产物，是两宋八闽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是朱熹集宋代理学大成的结果。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葛绍欧从宋宁宗伪学之禁时台谏的表现，探讨了”庆元党禁”的政治背景、实质及其影响。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陈遵沂通过对朱熹与闽东门人的研究，认为闽学学术体系的形成是朱熹及其门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为传统文化增添的许多内容，值得后人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朱荣贵从李方子的《文公年谱》和《朱子事实》两篇遗文着手，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了朱子门人对道统之界定，以及对师说之诠释及继承的歧异。建阳市方志办副编审徐学仁着重探讨了朱熹的养生之理。他认为，朱熹养生思想与其哲学思想一样，是经过对佛学、道家思想探索之后，吸收释氏、道家养生思想的有益成份而形成的儒家养身术。其养生保健思想在我国养生医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台湾省文献研究委员魏永竹的《台湾朱子崇祀》一文，对朱子在台湾的崇祀做了专题研究。他指出，清代台湾朱子崇祀有四种形式：一是孔子庙从祀，二是文昌庙从祀，三是书院崇祀，四是专祠崇祀（即朱子祠崇祀）。

综观此次讨论会，有几个显著特点：一对朱熹的研究在不断深入，许多老课题有新进展。二、从多维的角度研究朱熹，如对朱熹美学思想，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和朱熹科学价值观等的研究引起了重视，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三、对朱熹学术活动、生平事迹和文化遗迹研究和史料的发掘更加广泛深入。四、对朱熹思想的现代性研究有新突破。这对我们今后的朱熹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由于这次学术会议是在海峡两岸学者之中进行的，有利于两岸学者在学术上、文化上的沟通，其影响更为深远。正如台湾赵昌平先生在开幕式上所说：”大陆与台湾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是历史的不幸，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或许在政治上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整合，但通过学术文化的交流却是最重要的起步。”应该说，这是此次学术会议又一可喜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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