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各种头衔之外，陈寅恪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之相关的例子如：

拒见康生

康生当年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1962年，他来到广州，想见一见陈寅恪，可被陈寅恪婉拒了。婉拒的理由是，自己正生着病。

康生虽然是政治爬虫，但那时的康生除了炙手可热，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跟陈寅恪见面应该还是有些共同语言的。他能降低身份来见中国这个不畏权贵的“独立人格者”，也应该是作了一点准备，起码在他看来是屈尊了的。

可偏偏陈寅恪不需要他的屈尊，连让康生到床头来点个头都不需要。

要毛泽东开证明

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然而，陈寅恪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说了上面那些天话还不尽兴的是，他继续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与郭沫若龙虎斗

陈寅恪与郭沫若之间，既有互相的尊重，因为都是极具才气的人；也有各自的叫板，因为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权威。

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南行到达广州。期间，郭沫若走进了陈寅恪的居所。八年前的1953年，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三年前的1958年，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而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从而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了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

据回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时是亲切的，郭沫若询问陈寅恪“今年高寿几何？”在寒喧中，郭沫若还吟出一幅对子：“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龙虎斗”是一种比喻，暗示了1949年后郭沫若与陈寅恪“你来我往”中，虽无“龙虎斗”却存在恩恩怨怨。“马牛风”其意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的郭沫若，与作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的陈寅恪，实在是风马牛两不相及。

撰写《柳如是别传》

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本就是孤独的，何况在那样的年代，何况是陈寅恪。

1954年，处处受到掣肘，又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孤独中，开始口述传奇妓女柳如是的故事，助手记录。10年后，85万字的巨著终于完成。

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像他这样的文化大家，为何要替一个妓女立传？而且动笔就是80多万字？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说：“陈寅恪‘著书唯剩颂红妆’，并非孤鸿落照，意味着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作出无可奈何的退却。事实上，‘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信仰的问题，始终是一个解决个人思想、影响个人行动的根本性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激励着他们去追求人生的信仰与奋斗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