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其先后与钱钟书、季羡林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观其一生，无论是在经史哲的传统领域，还是当代汉学的发展史上，饶宗颐以文人的情怀、广博的学识、卓越的成就自立标格，至今仍于既往学术领域中熠熠生辉。

饶宗颐出生于古城潮州的一户名门望族中，家风翰墨飘香，经济实力雄厚，其父饶锷先生平生埋头考据源流，工于辨彰之学，熟谙诗词声律，文化造诣亦有登峰造极之态；其母承大家闺秀之范，温柔端庄，但无奈早逝，这也成了饶宗颐身上特有的“孤独”气息来源之一。

母亲早逝，父亲也日渐沉闷，饶宗颐便跟随着祖母生活，脱离了外在玩物的浮躁纷扰，孤身躬耕书田间。深厚的家学给予了他充足的空间，使其在填词作画中任意遨游，在古典书籍里汲取养分，一步步构筑广袤的究学世界，正如饶宗颐先生自言：“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最终在学问里“开窍”。

如果说，年幼的饶宗颐在究学之途上是尚未葱郁的幼苗，那么我想，促其坚韧茁壮的大事件当属续写《潮州艺文志》与香港一病。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显然饶宗颐先生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饶宗颐16岁时接续了其父殚精竭虑以至积劳成疾、尚未杀青的《潮州艺文志》，这正是他投身学问的起步。在其后的三年里，饶宗颐专心网罗可利用的文献，考镜学术发展源流，在博纳乡邦文献的基础上开潮学研究的先声，而这本书在林立纷繁的地方文献中成为必读之作。

1938年，饶宗颐不幸染疾，滞留香港，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传统经学文书以及甲骨文，这使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识上也有了长足的长进。后来饶宗颐不断地在敦煌学、甲骨学中开疆拓土，并出版多部体大思精、自成体系的著作，如《说文古文考》、《古史新证补》，为国学之域著前人所不能及。这也就不难理解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饶宗颐自幼坐拥百城，学贯中西，平生致力传统研究，取材传统却不泥古，笔下丹铅为后人称赞，所著之书为学界仰视，我想，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一生的国学钩沉，“学则经笥，文为世珍”最是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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